Residency Review | 20221201

  本文章完稿时间为2022年11月末，以回顾式视角书写，所有专有名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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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概述

  2022年3月，在即将从某知名日本美院毕业的前夕，我作为学生/艺术家身份，应征参加了位于日本宫城县的艺术家驻留机构所运营的项目，并与制作协助者在当地进行为期两周的创作工作。

  彼时我已对其运营模式存在一定的质疑；而在这样的模式下，驻留机构、艺术家与当地的矛盾，在2022年8月至11月，由同机构企划的2022万博会项目中放大化地彰显——也是促使我写下这篇文章的契机。希望和艺术业界内工作的朋友反思、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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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斥着“方便就好”的运营秩序

  3月的驻留中，我原本的企划是与当地居民或者学生进行为期两天的声音与行为的工作坊，最后以展览方式进行呈现；得到了驻留机构的支持。设置参与式的作品，一方面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快速了解当地居民生活情况的友好方式；另一方面是因为在驻留机构的宣传中，当地居民具有的对艺术的好奇心合作性——这最后被证明为错误的信息。

  乘坐新干线后，还需要辗转巴士或轿车才能到达驻留地刈麦村。机构主理人M先生开车来接上我与协助者，并在车上告知我们，工作坊实施太困难希望我们放弃；理由是当地小学合作态度较差，并且校长对中国国籍者有意见，以及因为疫情原因希望减少与居民的接触。突如其来的情报本应该打我个措手不及，但好在以往的经验下我提前准备了plan B，最后以在仙台市内进行展览完成了驻留。

  此时我是第一位应征这个项目的外国人。之后在驻留期间，主理人M先生邀请我申请半年后的万博会项目——一个主要以外国人文化交流与地区儿童国际化教育为主题，用于获取助成金为目的，多位艺术家同时入驻的项目。最终我也获得了当地居民的投票，入选项目后，于10月独自一人再一次到访刈麦村。

  我于4月末提供了自己的企划书，并详细书写了制作安排，明确了希望在8-10月期间驻留一个月，与当地中学生合作的意向。这样做的理由是，3月我曾经为中学生们进行了一次反响还不错的网络授课，另外暑假时学生可能会有更多时间。但机构为满足其它从海外过来的艺术家的需求，希望我10月后再前往驻留。在我告知10月因为工作只能驻留2～3周，并且可能无法按企划进行工作后，（我以为）机构与我达成了共识，于是在时间上妥协。

  同时为了避免出现同3月一样无法合作的情况，我设计提交了备用方案，内容是在当地石桥两端设置声音装置。最终因为“太麻烦”而被机构驳回。之后我的个人信息出现在了驻留机构的官网上，标明我的住处/活动场所为“M家的储藏室”；期间也并没有任何机构与我联系、沟通和关于住所的解释，直到8月22日，奇怪的信息出现了。

  驻留机构的员工N女士发消息告诉我，希望我在自己的入住地点——“SSH度假别墅”，配合她完成一次工作坊。我纳闷儿了：我不是住在M家的储藏室吗？后来我询问了地点变更的缘由，原来是因为从欧洲来的三位艺术家怕虫子，而“SSH度假别墅”处于山间且多虫，所以临时更换了我入住此地——但期间没有与我本人商量过。

  即便如此，我也以为无伤大雅；可谁曾想他们的擅自决策，导致我在“SSH度假别墅”遭遇了一场性质恶劣的语言暴力、性骚扰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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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骚扰与职权骚扰横行

  最终的入住情况是我与一位50岁的日本男性艺术家T，两人共住“SSH度假别墅”，双层两间卧室，其余空间共用。在驻留第一周，我接受了数次来自于这位知名现代艺术家的口头性骚扰。每一次的骚扰，都只会存在于当我们两人，或者三人（第三人也是男性）同处于一个空间的时候。众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并不会口出狂言。骚扰突如其来，我未得机会录音留下证据，只有整理了以下内容（言语比较污秽可以跳过阅读）。

この数日間のセクハラ（T:日本男性艺术家，K:我）

T「Kちゃん私の箸舐めたいでしょ」K酱，你肯定想舔我的筷子吧
K「そんなんこと断じてありません」绝对没有
T「舐めたいって言ってよ」说嘛，你想舔
K「はい、もうやめなさい」够了，请停下
T「Kちゃんなんでベジタリアン？」K酱为什么是素食主义者？
K「元々お肉あんまり好きではないし、動物の屁は自然に悪いし大量養殖しないでほしい」本来就不喜欢肉，动物的屁有害自然而且不希望有大量养殖
T「そう言ったら中国人15億人もでしょ？Fくん」这样说的话中国人有15亿呢吧，F君。

（Fくん是在场的另一位男性艺术家，他没有做出回应）

T「もう年は俺の娘とも言えるけど、料理してるKちゃん後ろから抱きしめたくなる」虽然说年龄上能做我女儿了，但还是想要从后面抱住在做料理的K酱。
K「気持ちは理解できる、家事する人は抱きしめたいな」可以理解，是会想抱住做家务的人

以上对话被他擅自改成小作文，说我对他说“看着做饭的男人，我也想从背后抱他”，并发在Facebook上。

K「お風呂沸かしたのでちょっと入ります」热水放好了我先去泡了（同时也是提醒他不要乱来）。
T「一緒に入ってあげなくてもいいの？」不要我跟你一起泡吗

K「いりません。」不需要

T「Kちゃん名前。。？」K酱的名字是什么？
K「漢字の日本語読みはカオル」汉字的日语读音是kaoru
T「源氏名ですね」源氏名呢
K「どういう意味？」什么意思
T「水商売の女の仮名」像妓女一样的花名呢
K「失礼ですよ！」太失礼了

T「パートナーヨーロッパ人だからこれからヨーロッパ行く？女性らしいな！普段これって女性がやること」对象是欧洲人所以之后要去欧洲吗？女的就这样！一般只有女的干这种事儿。
K「男女と関係ないと思います」我想这和男女无关

中略（省略）

T「じゃあなたはどの夜で女になった？恋人関係になったの？」那你是哪天晚上变成女人的？变成恋人关系的？
K「セックスは私たちの関係で大事じゃない、なんでそう聞くの？」性在我们的关系里不重要，为什么要这样问？
T「いつ？言ってよ恥ずかしいの？触るのと入ったのは違うよ」什么时候？为什么不说，害羞吗？抚摸和进去可是不一样的哦
K「セックスが重要じゃないから関係の中で」性在关系里是不重要的
T「セックスやったら感じるでしょ、感じないてことはないと思う」做爱就是有感觉啊，我想不会什么都感觉不到吧
K「私は無性愛です。でも説明しても誰も理解してくれないでしょ」我是无性爱者。就算说了也没人会理解的
T「理解したいよ。性愛がないなら、俺もKちゃとパートナーじゃん」我想理解。没有性爱的话那我和K酱也是对象啊
K「パートナー関係ではそうゆうダイバースファミリーはあるけど」在伴侣关系中也有这样的diverse family。
T「お前すぐ変な言葉で話持っていく、正直に自分の感覚を言うなさいよ。」你总是立刻说奇怪的话，直接说自己的感受不好吗
K「は？パートナー関係について聞いたのはそっちじゃん？」什么？要问伴侣关系的是你好吗？
T「セックスなくても恋人同士できるよ」不做爱也能当情侣哦
K「は？わかったらじゃなぜ聞くの？」什么？知道的话为什么要问
T「実は、いつか獣になって愛しする予感あるでしょ？まだそのKちゃんを燃えさせる人と出会ってないからだ。いつか恋愛で燃えるKを見たいな。」其实会预感自己有一天变成野兽一样去爱的吧？K酱还没遇到让你燃起来的那个人。总有一天想要看看因为恋爱而燃起来的K酱呢。

  这段对话过后，8日凌晨我做了搬出“SSH度假别墅”的决定并通知了驻留机构。对我而言，这不仅仅是性骚扰，更是对我的身份与人格的侮辱甚至是否定。他持续用“异性恋的女性”这个身份定义我，并以此开展了性想象。反抗他好像变得徒劳又麻烦，毕竟怎么对牛弹琴呢？

（在这里我想有必要进行一些科普，很多人依旧认为“无性恋指的是不会在恋爱里发生性关系”的狭小的概念，或者说根本没听过这个概念。如果你真的在意，可以查阅一下相关资料，切勿以自己的性标准来衡量他人的性向与性感觉游标——因为在这方面，人与人的差距是巨大的）

  这件事中最恶心的是，我确实感受不到T的“恶意”，就像骚扰的言行都是刻在他基因里一样，张口就来，不需要思考，也意识不到错误。在T的妻子来看望他的时候，T都向我抱怨了结婚的麻烦，束缚了他的自由，而他的主要经济来源却是通过合法避税——靠给妻子与父母的诊所、设计运营网页。

  骚扰，被他认为是 “直言不讳的个性”。T知道这样讲话容易被他人讨厌，却控制不了自己，因为这是——“天性”。成年人，解释自己的骚扰行为为“直爽的性格”、“青少年的年轻心态”，还雄赳赳气昂昂地臭不要脸皮。社会到底是有多宽容，才会纵容这样的有特权的巨婴？

更好笑的是T告诉我，艺术业界可以接受这样的他，所以他依旧做着艺术。

  “我没有恶意”。

  “他没有恶意”。

  后者是机构人员说的。在我搬进本来的住处M家的储藏室之后，向M和N说明了具体情况。

  N是一个和我同龄的女生，她虽然感到了不适，但也依旧向我解释：“他只是开玩笑，并不是真的对你抱有非分之想。”而M是一个与T同龄的男性，他回答说：“我理解你感到不安，之前他和其他外国人女生一起住没出过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因为他们用英语交流吧。这种话，如果换作是我，可能我也会一不小心说出来。”

  我十分傻眼，尤其是M对T的奋不顾身、自毁名节式包庇——难道这是你们的共通认知和文化吗？转念一想，在日本工作有一种诡异的现象，越是精于日语，长得越像日本人，日本人对你的身份与意识形态要求就更严格，高级双标。

  他们的开脱就好像在说，在微博上详细公开恐怖袭击计划，还渴望不被调查一样。就好像交通事故里撞死了人，却认为肇事司机并非有意所以可以不接受惩罚一样。M说：“你突然搬出去会引起T的猜测，我们一起去和T把话说清楚吧。”

  我等着M和我一起去对质，想听到T的道歉，并撰写了以下文稿：

我于2022年10月开始驻留工作，住在“SSH度假别墅”的几天里，我每天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性骚扰。

首先，让我来定义工作场所的性骚扰。 以下文字引自厚生劳动省。

“性骚扰被定义：任何在工作相关场所发生的，违背劳动人员意愿的’与性相关的言行’，并导致劳动人员在工作条件方面处于不利地位或对其工作环境造成损害。”


  在我的案例中，对工作环境的侵犯和伴随的精神不适可以被视为损失。而这一次，我的言语伤害经验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被讲淫秽的笑话

2，被问关于性行为的私人问题

3，窥探个人信息

4，被定义我的人性和性格


  总之，当这些关于性的谈话对我来说不像是笑话时，我决定搬出我现在住的地方。
  我今后将采取以下措施：
1，避免与你同处一室；
2，拒绝参与有你在场的少于四人的集体对话。

  然而这位男性艺术家再也没在主理人M在场的情况下从山上来到刈麦村或者学校。M也没有带我去和他对质，期间也经常不在M家的储藏室，就这样糊弄我让T回东京了。T的对应方式是在Facebook联系人里删除了或者block了我。我询问M，也再也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应。

  当我住回M家的储藏室后，职权骚扰便开始了。

  住山上那一周，因为交通不便，我一周去了三次学校，分别是与校方商谈，做声音采样、帮忙组织工作坊。搬到M家的储藏室后距离学校更近了，除了和学校约定的时间以外，M要求我“每天都要去学校，要让孩子们喜欢我”，并且有意无意地以最终补贴威胁我。但他并不这样要求其他艺术家——T在驻留的一个月里一共只去过三次学校，同期入驻的另一对欧洲插画艺术家也仅在三周内去了4次。

  无独有偶，类似的问题在九州也有所发生。

  插画艺术家们此前先在九州进行驻留，驻留期间，一位工作人员因驻留机构一对夫妻老板的职权骚扰而受到心理创伤，辞去工作并消失。艺术业界有法治吗？究竟是谁握有权力却不愿肩负保护他人权利的责任？是谁承担源头的不合理性引导的后果？亲身体验后，我认为其中混乱的操作必须有人来整理，公布。

  在朋友的推荐下，我了解到一个调查团 https://www.hyogen-genba.com/；

  与朝日新闻的相关文章 https://www.asahi.com/ajw/articles/14575082；

  附在此处以供阅读，希望业界中的工作者可以思考问题的发生，也切记勿助纣为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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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居民、学校以及机构活动目标的矛盾

  我与中学生合作的计划泡汤。从交谈得知，机构人员并没有认真阅读我的企划，4月至10月间并没有疏通与中学的合作关系，也没有提前告知我需要更换方案，而是在我抵达的第一天如法炮制借口“中学生要考试，校方不乐意合作”。于是我的合作对象变成了一开始质疑我中国人身份的小学。且据M所言，因为疫情年级之间不能混在一起活动。

  我的工作坊设计并不是针对低年龄段的小朋友，但在校方的坚持与压力下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主要是校长与教导主任牵头，删除了本来应有的艺术家与孩子之间的接触环节，揽下包括准备乐器、排练的工作——一切都被统一化了，音乐变成儿歌，乐器也不是由孩子自己寻来的。理由是孩子们要以学习为重，没有太多时间参与，但是希望可以有一个全校一起参与的活动——M的说法不攻自破。

  此时同期入驻的艺术家们正和4、6年级的学生进行绘画工作坊。确实孩子们的时间不太够用了，可驻留机构因助成金等种种内部缘由，依然要求每位艺术家都需要和学生合作；并且转移内中矛盾，将学校的疲惫划分成艺术家的责任——M和N只有在驻留开始和有发表的结尾出现在学校，期间的沟通并不是他们的工作范围。

  当我提出异议，指出这样的工作方式有问题时，却被M反咬一口说“都是因为你只驻留3周，时间才不够的”——当然在我提醒他这是由我配合机构日程得到的结果之后，M闭了嘴。

  我询问M，你做艺术家驻留的目的是什么呢？

  M回答：改变村民的生活方式和认识，但成年人太死板了，就从小孩入手比较好。

  我心生疑惑，画一个全身像，唱一下儿歌就可以改变小孩子吗？便又问：那你觉得刈麦村缺什么？住民们缺什么，怎么改？

  M回答：缺钱，缺文化保存。他说村口的杂货店没有收入，尤其是疫情后更做不下去了。而这个村子的历史几乎是口耳相传，没有成文的记录保存下来，所以艺术家来后都不知道从何下手调查。

  这也是我感受到的刈麦村可以改变的地方，可是M的实际行动并不能支撑这样的说法。

  在我驻留的前后5周内，于刈麦村居住了20余年的M从未光顾村内任何一家独立经营的门店，而是习惯驱车去隔壁市内的超市或者饭店；村里唯一光顾的就是连锁便利店711了。连小学生都会来告诉我说他家开面包房、开肉店，揽生意要我经常去消费。

  而关于文化保存，在我3月到达刈麦村去鸟类观察所做调研时，就已经阅读了观察所内保存的地区历史——都是开放的。而村里的居民几乎也没去过，甚至不知道观察所的存在，包括M。

  如果在网上搜索，确实很难找到该地区的历史文化相关信息，反之是会出现许多旅游资讯——这个村落有一条通往火山的车道，坐拥半个火山与温泉，旅游业是经济命脉，也留有80年代泡沫经济时建造的财大气粗型建筑。我认为这是地方当局需要尽快处理、填补的大坑——今天人们已经没有这样的消费习惯了。

  去温泉澡堂和村民们泡澡聊天，我更清楚地看到当地居民现状与机构活动目标的不吻合。部分居民对艺术家感兴趣，想交流，但对艺术作品兴趣平平，甚至连澡堂里正在展览作品也不知道。艺术作品不会作为话题出现在人们茶余饭后的交流里，他们更关注外来者的身份；如果艺术家是欧美人，那是会被抢着聊天的。

  驻留机构的日常项目对非学生艺术创作者采取收费制。同期的日常项目入驻艺术家因为没拿到真实、有价值的信息，来了这里之后才发现机构画的饼，难以接触整个村落文化，最后只有悻悻回家。这更显得“艺术家驻留机构”在这里是一种走捷径；机构运营模式如果再不改变，口碑下滑可能后患无穷。

  机构里并没有任何具有艺术、社会与政治相关学习背景的从业者；M虽然知道了这样的问题，思想意识与行动上确是极其懒惰的。他期待靠引入艺术家来逐步解决自己家乡的问题，但实际上他并不真正需要艺术创作者；他需要的是在村中建立一种以艺术为名的威信，需要外来艺术家提供直观的视觉感受和光鲜亮丽的头衔以获得助成金——艺术的内容是次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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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与机构的“多样化合作关系”

  由于机构内部运营与助成金时效性，主理人M为了能更好地调配一切资源与财务，并没有与任何一名艺术家在驻留前签订合约，所有合约均是在驻留结束后完成，合约内容也因人而异，可以说毫无章法。

  这并不是秘密，刈麦村和仙台市的相关人士都知道这件事，并且为了给刚起步的驻留机构行方便，也都采用这样的方式工作。于是在这样的制度大流中，我最终也认可了这样的做法——这是个令我后悔的决定，3月和10月都出现了约定工作内容、金额不一致等问题。驻留期间M曾多次玩笑式地做出口头修改最终补贴金额的行径，这使我不得不寻找机会录音以作证明。好在一开始对接工作的N女士给过书面承诺，但直到离开驻留机构一个月后，我仍然没有收到机构送来的合约书。

  9月时来了一位乌克兰艺术家，她于3月申请项目时因为战争话题获得了最高的投票——这可以看作是一种无门槛放行。这位艺术家来到刈麦村后不久便玩失踪，不回复机构的联络信息；之后才知道她是跑去东京见朋友看大海了，最后也没有在驻留期间完成作品，M一气之下取消了她的艺术家补助金。

  为了钻空子设置的“事后合约”，反助长了“艺术家”的惰性（没有工作内容束缚），而最后玉石俱焚——不过利益和正义的解释权完全在机构的手上。

  如何去规范管理一个机构乃至整个业界的互动方式与经济市场，以避免出现过于庞大的个人集权中心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在本次驻留中，艺术家T和主理人M均是这样的角色。

  不公平的合作方式是必须立刻停止的；无论哪一方都必须拒绝这样的违规操作，不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艺术成为意图建立法外世界，获得权力幻想之人的借口。艺术相关创作者也需要被引导，更要时刻警醒自己，切莫因为自身被业界权力所青睐而放任权力的不公正行为。

  任何工作领域中，各式各样奸诈狡猾的权钱互换每天都在上演；但作为文化的艺术的特殊性，让它极难承受一次又一次的破环，群众的文化共识亦是极难重建。乌烟瘴气业界权力拥有者正在或已经规范了个人利益至上的语权与金字塔制度，众多艺术人才培养机构中，相关法律与市场逻辑仅仅作为选修课出现甚至不出现在教育纲要里。

  直白说，艺术创意界圈养着许多愚民。我身边经常有从业者认为，关注社会与法制并不会让自己变得有名或者臌胀钱包，所以是没用的——完全错误又愚蠢的判断、惰性思维，看到这样的价值观盛行，我们需要反省太多问题了。我们需要提高法律意识，培养熟知相关法律的从业人员，建立共识。也需要有更多执行法律的个人或中间机构，对这个体系进行根本上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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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车之鉴得来的经验与重点建议，分享给与我有相似处境的人

1、必须签合同。

重中之重，一定要在正式工作前签约，一定要拒绝各种人情关系的游说延期签，讲程序正义。我的例子，在M以补贴金威胁我进行约定内容外的工作时（包括每日去学校&给M的私人企划摄像等），我没有底气和他对峙。另外由于独立艺术创作的特殊性，拟定协议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设置清晰工作内容与时效，明确知识产权。出现拖延情况时，一定要不停催促。

2、合理介入主办方的管理。

此类机构的管理一般是松散型且低水平的，从业者多是自愿或临时，多以人情关系撑起。正确面对其管理水平，即使是看上去很正式的机构，创作者也要做足最坏打算，不能把自己交给他们负责或代理。即便多劳苦，也建议创作者带有组织者意识地去衡量、合理介入主办方的组织问题。

我的情况，在时间、住宿、人员安排等方面均表现的过于妥协，最终导致我未能完成目标作品和学习计划。

3、明确目标，制定备用方案。

在国外生活的创作者，语言、文化、思维所处的环境很复杂，潜在的问题和风险都很难判断，不能给出一个完全套用的解决模板。各位工作者要注意风险预判和过程控制，确保个人安全的条件下，要关注最后目标是否实现，并制定相应备用方法，不要让他人左右目标。

还有一个私人化建议。文中我提到过，当遇到老派日本人时，长相和语言都越接近日本人的外国人，越难获得国际通用水平的尊重，容易被日本国内的某些你不知道的“不成文规定”所克制。我自觉日语口语能力不差，但在我据理力争时仍然会吃亏，很多情况下是他们需要通过“不成文规定”完成自我认同，也喜欢以逼问我的方式来获取。时刻提醒对方自己是外国人，有时用英语或翻译软件沟通，可能是一个好方法。

4、关于骚扰。

做到以上3点后，基本职权骚扰攻击就可以无效化了。

参考联合国白皮书，性与人权骚扰的严重程度与两性不平等度上，日本作为发达国家排位却是很低的。严肃拒绝、留证据、要求给处理方案（依据情况要求道歉赔偿等）是我个人比较提倡的三件套，但需要在保护好自己的情况下完成。

在这次事件中，即便每一次我都明确让T停止或者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也没有停下来。在日后我寻求厚生劳动省提供的心理援助时，发现很多日本的性骚扰事件里的男性画像均是如此——无法认识、承认自己的言行是错误的。

留证据可以使用手机作幌子打开录音笔，以备不时之需，必要之时用于报警。我虽然没得到直接证据，但因为某次骚扰时M在场，还是很顺利地搬家了。处理方案这块儿，可能是因为T在业内有头有脸，我的驻留机构最终没有给到一个满意的答复；即便感觉困难，大家也一定要努力争取到合理的解决方案，性骚扰者、人权侵害者必须得到法律制裁。